張仲景在《傷寒論》中通過條文排序分篇記敘的形式把自己在臨床實踐中的頓悟與經驗；在私下沉思時已經掌握的真知灼見全盤告訴后人。
       七、張仲景在《傷寒論》中通過條文排序分篇記敘的形式把自己在臨床實踐中的頓悟與經驗；在私下沉思時已經掌握的真知灼見全盤告訴后人。他重視癥狀、體征的原始形態(tài)，重視在一組癥候群中區(qū)別它們的原始差異。他自有一套辦法，把一種更為復雜、精巧的尺度帶進經方醫(yī)學之中，使之呈現(xiàn)一種宏大的景觀，避免了診治過程中的粗鄙化、簡單化。整部《傷寒論》是由許多相關的條文有序疊加的結果，其間某些個別條文，都處于前后條文的關系當中，其意義在于在上下文中如何積累和傳遞信息，而不是單獨存在的。他知道如何把握條文的分寸，什么時候該寫什么話，什么時候不該寫，或只能寫出部分。該省略的一概省略，該沉默的時候決不多說一句話。既要避免太籠統(tǒng)，也要避免太具體，前者會讓人們感覺不知所云，后者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和爭執(zhí)。有的條文從一個更為隱晦的地方進行深入挖掘，揭示那些尚未挑明的事情的真相，而不是直奔事情的核心等等。
       八、本來《傷寒論》的闡釋意味著對話、給予、溝通、付出，意味著人同此心、心同此理的文明生成。但是中國歷代醫(yī)家大都以《內經》的理論來闡釋《傷寒論》。正如陸淵雷《傷寒論今釋》敘例中所說的“金元以后醫(yī)家，困守《內經》，莫能自拔，單詞只義，奉為金科，馳騖空言，不言實效”。所以讀這些《傷寒論》闡釋本，反而會越讀越糊涂。會出現(xiàn)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“一人一仲景，一本一傷寒”的現(xiàn)象。即使是大冢敬節(jié)的《傷寒論解說》也不能免俗。只有在誦讀《傷寒論》原文的過程中，所獲得的那種思想上醫(yī)學上深呼吸的感覺，是別人所不能代替的。
       九、閱讀原文雖然艱苦辛勞，但可以了解到張仲景本人思想形成的整個過程，可以窺視到張仲景本人臨證時思維活動的蛛絲馬跡，比僅僅見到已經整理好的結論不知有意思多少倍，有用多少倍。因為用這些已經整理好的結論來說明臨床現(xiàn)象，往往沒有觸及到臨床現(xiàn)象的復雜性和多變性。湯本求真深有體會地說：“研究傷寒論者，能自幼而壯而老，造次顛沛，登堂入室。猶如身在當時，親受訓誨，自然而然術精技熟，遇病處方操縱自如。”他對《傷寒論》的閱讀體會可謂入細入微，告訴我們無經驗基礎的閱讀與有經驗基礎的閱讀之間，臨床經驗不足的閱讀與臨床經驗日臻豐富的閱讀之間存在著巨大區(qū)別。他體會到醫(yī)生如果自幼而壯而老地研究傷寒論，不僅有益于我們的過去及今天，而且還影響到我們明天將可能如何發(fā)展。
       是的，只有反復地閱讀《傷寒論》，達到感同身受的境界時，才能在條文中讀出意義，讀出內容，讀出頓悟，讀出驚喜，才會在心中引起共鳴。當這個時候，我們才體悟到《傷寒論》的獨到風格，它既沒有繁瑣的理性論敘，也不是簡單的方證相對。合上此書，再也看不見簡單的出口，即使有，也不愿離開，因為舍不得那遍地芝蘭。
       十、《傷寒論》的文本是固定的、已完成的。然而，臨床實踐是開放的，未完成的。誰也不能預料病癥未來怎樣變化；病癥也不可能按照誰事先所預料的那樣展開。臨床實踐這種開放的、未完成的性質，要求我們能夠正視臨床上存在著潛在的層面；正視那些尚未打開的、尚未被看見的、但是構成臨床實踐的隱蔽性的東西；更需要發(fā)現(xiàn)和發(fā)掘出它們，尋找出最佳的診治方案。
       仔細琢磨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《傷寒論》使用的術語大多是單純陳述臨床診治的事實，較少用于有關事實的解釋與推理。也就是說，一旦使用這些詞匯，就會不知不覺地進入了經方醫(yī)學體系預設的前提和假設中了。仲景描述性的論敘，盡量把問題從各個方面展現(xiàn)出來，而不是沿著一條線做出一種推論。以病癥的空間性與時間性作為研究的對象更適合揭示問題中交織、斷裂的那些微妙之處，仲景能夠成功地將這種直觀、本真的經驗神奇地表達出來。在某種意義上講，這就是他尋找到的最準確的表達形式。通過《傷寒論》的原文，讓后學者聽到他的聲音，這不僅僅需要學識上的淵博與深刻，而且需要一種特別的敏感與原創(chuàng)能力。用理性的語言刻劃出中醫(yī)診治系統(tǒng)非理性圖像，這也許是張仲景的歷史性的貢獻。
       十一、整體性一般伴隨著模糊性，因為純粹性、明晰性和確定性是要以完整性為代價的。這是一個悖論，張仲景撰寫《傷寒論》時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。《傷寒論》為了總體把握疾病的一般規(guī)律，就不去管一些不可捉摸的、比較瑣碎的東西了，所以條文排序結構所衍生的一種模糊性、曖昧性、晦澀性和歧義性就在所難免。問題在于仲景那時找不到一種使之理性化的渠道，也就是說，形不成一套使“方證辨證”堂而皇之系統(tǒng)化的說法。
       十二、《傷寒論》條文中看到的病證和實際的臨床病證有什么關系呢？前者對于后者，看上去像，其實還是有很大距離的，若隱若現(xiàn)的。張仲景不能，其實也無法用某一種尺度來衡量所有的病人，把臨床病人脈證中一部分癥狀體征劃分進來，而把另外一部分癥狀體征剔除出去。他只能提出規(guī)律性、綱領性、導向性、典型性的論敘，至于具體的診治就需要臨床醫(yī)生自己去領悟、去體會、去細化了。所以，我們要自覺地清算那種依樣畫葫蘆的懶漢思想，以及非此即彼的僵化的思維模式。
       十三、《傷寒論》是寫在字面上用來給人們閱讀的，是一些句子、語詞和它們互相之間的銜接、過渡、變化、行進。它和現(xiàn)實的臨床是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。通過這樣一些詞來記述、論述這樣一些診治，仲景能達到他的目的嗎？或者說，后學者所作出的反應就一定會如仲景的所愿嗎？歷代醫(yī)家都提到要重視仲景《傷寒論》條文中省略的那一部分“無字”的內容，由于中國古代文化的無言意味，僅僅依賴語言文字，恐怕很難讀明白。《傷寒論》條文中的“無字”，既是境界，又是我們學習的障礙。
       陳伯壇有幾句話說得很中肯：“對仲景原文的闡釋，不管條文錯簡與否，字句是否通達，不糾纏各派之紛爭而以臨床實踐出發(fā)。仲景學說是即教人從沒字句之空白處尋出字句來，還向病人身上尋出有字句之書，簡直是仲景全集已藏入病人十二經中矣，失病人便是失仲景”。
       十四、《傷寒論》是有限的，不是一種可以任意被規(guī)定的東西，尤其不是一種可以按圖索驥的百科全書。不要把“勤求古訓，博采眾方”的張仲景，奉為摩西般的先知。我們站在今天的角度對《傷寒論》重新挖掘和理解，需要經方研究者本人在《傷寒論》與現(xiàn)代中醫(yī)之間造成一個新的空間、新的敘述，而不是將《傷寒論》原封不動地放在那里。譬如湯本求真尊奉《傷寒論》并不意味著他緊跟在《傷寒論》后面亦步亦趨。他能融會貫通，他能獨立思考，他更能大量地融入新知，所以后來大步行走在日本漢方醫(yī)學道路上的，是他自己而不是張仲景的影子。
       十五、運用方證辨證而獲得成功的病例，往往是一種“事實上的應該”，而不僅僅是“邏輯的必然”。所以留在醫(yī)者身上的經驗積累可以衍生出理性的智慧。中國有一個成語叫熟能生巧，可見熟練的經驗也可以產生出精確的判斷。人們都有這樣的體會，有時候一個難以言說的直覺也會幫助你掌握某一個被隱藏的奧秘。
       在每一個成功病例的診治始末都隱匿著每一個醫(yī)生經驗積累的過程，都細敘著醫(yī)生他自己精神成長的故事。因為醫(yī)生的診治不僅消除了患者的癥狀與體征，而且與此同時另外一個結果也隨之產生出來了。這就是他自己的信心、經驗、眼光和判斷力，都在他為患者診治的過程中得到又一次的鍛造和刷新。這種情形發(fā)生在每一個投身研究《傷寒論》的醫(yī)生身上，每當他們一回憶起這些治愈的典型病案，就會令他們信心倍增。
       十六、由于《傷寒論》文本結構上存在一些遺憾，因此造成了原文中詞語之間、句子之間和篇章結構上的許多空白和裂縫，閱讀時會產生片斷的感覺。再加上時間空間上的距離，使解讀《傷寒論》原文更為不易。所以《傷寒論》原文絕不會是某種外在于我們和駕馭我們的神諭。我們不是簡單地遵循《傷寒論》，而是要內在地消化它。因為有時候決定臨床療效的，不僅僅是辨證正確與否的問題，而只是分寸的問題。唯其如此去理解《傷寒論》，它才是可以觸摸到的，無處不在的。
       十七、張仲景所論述的是他自己經驗領域里簡單或最簡單的方證，而我們臨床時面對的病案就沒有那么單純那么典型。所以，在依靠方證辨證常規(guī)程序診治的過程中，還要密切關注每一個病案的個體性與偶然性，因為具體的病癥都是具有生長性的，具有自己變化、發(fā)展的新情況，這樣的認識可能更符合臨床實踐。
       臨床家的頭腦里，必須要以概括性和靈活性來重現(xiàn)和重組一些比較復雜的方證狀態(tài)，當臨床家頭腦里的方證狀態(tài)和臨床病案的方證狀態(tài)大致契合時，才會產生療效。也只有醫(yī)生自己的診治實踐才能夠使《傷寒論》具體化、鮮活化。從某一個意義上講，每一個經方臨床家都在發(fā)現(xiàn)、發(fā)展或者說在改寫著《傷寒論》。所以只有既熱愛《傷寒論》又熱愛醫(yī)生生活、執(zhí)著中醫(yī)臨床，并能夠直接地而不是借助于現(xiàn)成醫(yī)學典籍從臨床實踐中獲得靈感、啟悟、經驗，從日常生活中汲取智慧、情趣、聯(lián)想與創(chuàng)意的中醫(yī)才能讀懂《傷寒論》，才能用《傷寒論》去診治病人。
       臨床實踐是中醫(yī)惟一的源泉，《傷寒論》本身并不能產生經方醫(yī)學，只有活生生的病人，病人身上許許多多同中有異的臨床現(xiàn)象才能產生經方醫(yī)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