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黃帝內經》對咳嗽作了專篇論述，言“五臟六腑皆令人咳，非獨肺也”，說明咳嗽一證雖屬肺病，但與五臟六腑功能失調密切相關。對咳嗽一病的辨治，明代醫(yī)家趙獻可在《醫(yī)貫·咳嗽論》中認為咳嗽“雖分五臟六腑之殊，而其要皆主于肺”，指出本病當主要責之于肺，治療上提出“咳嗽必責之肺，而治之之法，不在于肺，而在于脾，不專在脾，而反歸重于腎”。
       《黃帝內經》對咳嗽作了專篇論述，言“五臟六腑皆令人咳，非獨肺也”，說明咳嗽一證雖屬肺病，但與五臟六腑功能失調密切相關。對咳嗽一病的辨治，明代醫(yī)家趙獻可在《醫(yī)貫·咳嗽論》中認為咳嗽“雖分五臟六腑之殊，而其要皆主于肺”，指出本病當主要責之于肺，治療上提出“咳嗽必責之肺，而治之之法，不在于肺，而在于脾，不專在脾，而反歸重于腎”。可見趙氏對辨治咳嗽的認識是：外感主因肺虛，內傷重視脾腎，尤重于腎。
       外感主因肺虛，治以補脾解表
       外感風寒之咳嗽，趙氏責之于肺虛，曰：“蓋肺主皮毛。惟其虛也。腠理不密，風邪易以入之。若肺不虛，邪何以而入耶？”可見肺虛是發(fā)病的內因，肺虛致衛(wèi)外失司，腠理不密，易致邪氣外襲而發(fā)病。治療上“宜以補脾為主，而佐以解表之藥”，因為脾為肺之母，虛者補其母，“脾實則肺金有養(yǎng)，皮毛有衛(wèi)，已入之邪易以出，后來之邪無自而入矣”，“若專以解表，則肺金益虛，腠理益疏，外邪乘間而來者，何時而已耶？”文中列舉仲景之桂枝湯，芍藥甘草以補脾，桂枝以驅邪，解表中兼實脾，故趙氏用藥以人參、黃芪、甘草以補脾，兼用桂枝驅邪，謂“不治肺而治脾，虛則補其母之意。”可見趙氏辨治外感咳嗽打破常規(guī)，別出心裁。
       　內傷重視脾腎，分別治以三法
       火爍肺金之咳嗽，治以滋腎陰降肺火
       火爍肺金之咳嗽，俗以清金降火之法，多選用黃連、麥冬、黃芩、桑白皮、石膏治療。然趙氏卻言：“殊不知清金降火之理。似是而實非。補北方，正所以瀉南方也；滋其陰，即所以降火也。”他提出黃柏、知母不宜為清金降火之用，倡以六味地黃獨補腎水，性不寒涼，不損脾胃，久服則水升火降而愈。體現了趙氏用滋腎陰降肺火法治療火爍肺金所致咳嗽之意。
       陰虛咳嗽，治以壯腎水救肺金
       陰虛咳嗽，世以知母、黃柏滋陰，忌用參芪，“視參芪如砒毒”。趙氏認為本病因真陰虧損，陰虛而火上，火上而刑金故咳，咳則金不能不傷矣。治療強調應肺腎同治，“先以壯水之主之藥，如六味地黃之類，補其真陰，使水升而火降；隨即以參芪救肺之品以補腎之母，使金水相生而病易愈矣”。筆者遵趙氏之論，驗之臨床療效卓著。
       痰濕咳嗽，治以補脾土溫腎火
       痰濕咳嗽，多因脾胃虧虛，土不制水，水泛為痰上乘而嗽，或因心火刑金，誤服寒涼，致脾土受傷，肺虛而嗽。趙氏認為此“乃火位之下，水氣承之，子來救母，水復火之仇，寒水挾木勢而上侵于肺胃，水冷金寒嗽”。趙氏在《醫(yī)貫·痰論》中闡述了痰濕的形成，同時強調了命門之火的重要性，如：“腎虛不能制水洪水泛濫而為痰，是無火者也”，“命門之火乃一之主宰”，故治療上在補脾益肺的同時，重在溫補命門之火。“用六君湯加炮姜，以補脾肺，八味丸以補土母，而引水歸原”。痰濕咳嗽的治療正如趙氏所言：“咳嗽必責之肺，而治之之法……不專在脾，而反歸重于腎。”由此可窺見趙氏之溫補命門的學術思想在痰濕咳嗽治療中的價值。
       咳嗽暴重，治以補子滋腎水
       趙氏遵《仁齋直指方論》之意，治療咳嗽暴重，倡滋腎水。文中引《仁齋直指方論》言：“凡咳嗽暴重，動引百骸，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，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元。當以地黃丸、安腎丸主之，毋徒從事于肺，此虛則補子之義也。”對于咳嗽暴重的病機，趙氏認為：“肺有熱，則氣得熱而上蒸，不能下生于腎，而腎受邪矣。腎既受邪，則肺益病。”“蓋母藏子宮，子隱母胎。凡人肺金之氣，夜臥則歸藏于腎水之中。今因肺受心火之邪，欲下避水中，而腎水干枯有火，無可容之地，于是復上而病矣。”因肺主呼氣，腎主納氣，肺為氣之主，腎為氣之根，因此咳嗽與肺腎二臟密切相關，并說“世人皆曰金生水，而予獨曰水生金”。故治療時主以補腎之水為第一要法，滋腎則水不枯，水生金，金則不受邪，而咳嗽自愈。
       可見，趙氏對咳嗽的辨治內容豐富，病變證機論述新穎，治法靈活，外感、內傷分論顯目，咳嗽之緩暴重視有別。治療時強調肺脾腎三臟，尤重于腎，體現了趙氏溫補命門的學術思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