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于當前很多中醫(yī)師不會用經(jīng)方，大方、雜方盛行，讓老祖宗留下的寶貝躺著睡大覺，實在可惜。那么，如何讓經(jīng)方走向臨床，造福百姓呢？關鍵是重視和掌握好方證，這是打開和挖掘經(jīng)方寶庫的“金鑰匙”。
       方證并不排斥臟腑、經(jīng)絡辨證，恰恰相反，它是臟腑經(jīng)絡辨證的系統(tǒng)化、理論化成果，只是張仲景已經(jīng)進行了辨證論治過程，并提供了現(xiàn)成的、精確的辨證論治結果——方證。
       經(jīng)方安全可靠、簡便廉驗，比如桂枝湯，據(jù)考證源于《湯液經(jīng)法》，時至今日仍歷久彌新。小柴胡湯不僅國內在用，國外也在用，療效肯定。但由于當前很多中醫(yī)師不會用經(jīng)方，大方、雜方盛行，讓老祖宗留下的寶貝躺著睡大覺，實在可惜。那么，如何讓經(jīng)方走向臨床，造福百姓呢？關鍵是重視和掌握好方證，這是打開和挖掘經(jīng)方寶庫的“金鑰匙”。
       方證成熟完善
       方證相應，源于仲景。張仲景“勤求古訓，博采眾方”，撰寫的《傷寒雜病論》，保存了漢代以前大量的醫(yī)方和用藥經(jīng)驗，這些寶貴的用藥經(jīng)驗就是方證。它經(jīng)過了后世數(shù)千年無數(shù)醫(yī)家的臨床驗證，是可靠的臨床用藥證據(jù)，反映了藥物與疾病之間的必然聯(lián)系，有極強的科學性，是中醫(yī)學中極具魅力的東西。成無己說“仲景之方，最為眾方之祖”。
       《傷寒論》以方名證，如“桂枝湯證”、“柴胡湯證”等提法凡11處，是為“方證”一詞之起源。今所存大論397法，皆病下系證，或證中含因、因中示機，或證因并列、因機互陳；其證下列方，方隨證出，藥隨方列者，凡261條。論中第317條通脈四逆湯方后注“病皆與方相應者，乃服之”之語，可謂“方證相應”之肇源。
       它強調方與證的對應性，證以方名，方為證立，方隨證轉；臨床上重視抓主證，有是證則用是藥，無是證則去是藥，而不受病名的約束。方證作為用藥的指征、依據(jù)，它既非來自理論的推理，也非來自實驗室的數(shù)據(jù)，更不是源于動物實驗的結果，而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與疾病斗爭的經(jīng)驗總結，是我們的祖先用自己的身體嘗試中藥后，從自己身上直接獲得的用藥經(jīng)驗。
       方證是必效證
       方證相應是臨床取效的前提和關鍵，有是證用是方，方與證的關系是相對應的，兩者渾然一體。且方證是必效證，即在辨證準確的前提下，按照方證用藥，必定有效，服藥后必定能解除痛苦。
       這種痛苦，可能是肉體的痛苦，也可能是心靈上的痛苦。后世許多經(jīng)方家對此皆有論述，徐靈胎《金匱要略心典·序》中說：“仲景之方猶百鈞之弩也，如其中的，一舉貫革，如不中的，弓勁矢疾，去的彌遠。”
       把辨方證稱為最高級辨證，把辨方證稱為辨證的尖端，并指出家傳秘方亦屬辨方證，謂：“眾所周知，農村常有以家藏秘方專治某病者，雖于辨證論治毫無所知，但于其秘方的應用，確心中有數(shù)(掌握適應證)因而往往有驗。”可以這么說，用中醫(yī)治病，若不明仲景方證，無疑是掩目而捕燕雀，效果如何可想而知。
       方證簡便實用規(guī)范
       傳統(tǒng)的辨證方式較多，但識別方證的方法卻比較客觀。因為盡管中醫(yī)理論的哲學成分較多，但其臨床處方用藥卻非常實在，最后都要落實到方藥上去。只有通過方藥療效的反證，方能驗證其辨證正確與否。離開了具體的方藥，辨證往往空泛而籠統(tǒng)，就如同清代醫(yī)家徐靈胎《慎疾芻言》中批評的那樣：“襲幾句陰陽虛實、五行生克籠統(tǒng)套語，以為用溫補之地。”
       方證不同于中醫(yī)基礎理論中所說的陰陽五行、元氣命門、三焦宗氣、脾腎陽虛、心肝火旺等抽象的名詞術語和病機解釋，而是實實在在的、看得見、摸得著的證據(jù)。陳修園在《長沙方歌括》中指出：“大抵入手功夫，即以伊圣之方為據(jù)，有此病，必用此方……論中桂枝證、麻黃證、柴胡證、承氣證等以方名證，明明提出大眼目。”
       張仲景對用藥指征的描述是具體和形象的。如桂枝甘草湯治“發(fā)汗過多，其人叉手自冒心，心下悸，欲得按者。”白虎加人參湯治“服桂枝湯，大汗出后，大煩渴不解，脈洪大者。”梔子厚樸湯治“傷寒下后，心煩，腹?jié)M，臥起不安者。”等，對每一首方劑的運用指征和每一味藥的加減指征都描述得很明確。
       病人的高矮胖瘦，肌膚的細膩粗糙，肌肉的堅緊松軟，腹?jié)M痛與否，渴與不渴，脈搏的浮沉遲數(shù)，大小便的利與否，汗出與否，但欲寐與不得臥，惡寒與發(fā)熱等等，都是張仲景診治疾病的重要參考指標，是構成藥證的重要因素，它們都是客觀、具體、形象的。
       不過，需要說明的是，方證并不排斥臟腑、經(jīng)絡辨證，恰恰相反，它是臟腑經(jīng)絡辨證的系統(tǒng)化、理論化成果，只是張仲景已經(jīng)進行了辨證論治過程，并提供了現(xiàn)成的、精確的辨證論治結果——方證，為了臨床簡便快捷，故舍去了臟腑經(jīng)絡辨證的過程，使后人用不著再去冥思苦想了。
       故后人根據(jù)張仲景所描述某方主治的特征性癥候，相符者便可信手拈來，舍去了辨證的過程，貼近臨床實際，很簡單實用，也很規(guī)范。
       方證穩(wěn)定可重復
       方證是穩(wěn)定的。雖然在人類歷史中，疾病譜已經(jīng)發(fā)生了多次變化，過去沒有艾滋病、沒有埃博拉病毒，但現(xiàn)在人體在疾病中的病理反應幾乎是不變的。
       方證是“人”的整體病理反應狀態(tài)，而不是研究致“病”的病原體。方證既包括了現(xiàn)代中醫(yī)界通行的“證”，也包括西醫(yī)所認識的“病”，還包括癥狀、體質等概念在內。舉例來說，炙甘草湯是治療心律失常的專藥，屬專治療法；桂枝湯只要脈弱自汗就能用；四逆散只要胸脅苦滿、四肢冷、腹中痛者就能用，故使用面非常廣，屬通治療法。
       此外，還有體質療法，更是有獨到之處，如黃芪就是一種體質性用藥，柴胡也是一種體質性用藥。方證就是方證，不可能用以上任何一種概念來替代。所以，方證幾千年來基本是穩(wěn)定不變的。無論在什么時代，是什么疾病，只要出現(xiàn)了柴胡證、桂枝證，就可以用柴胡、用桂枝。
       方與證猶如箭與靶，方是箭，證就是靶，目標瞄準了，就能做到百發(fā)百中，只要遵循這種方證相應的原則，就能以不變應萬變，療效就能經(jīng)得起重復。張仲景時代是這樣，進入21世紀仍然是這樣。徐靈胎《傷寒論類方》中說：“方之治病有定，而病之變遷無定，知其一定之治，隨其病之千變萬化，而應用不爽。”就是這個道理。
       方證以人為本
       方證針對的是“病的人”的反應，不是針對臟腑器質病變和理化指標來說的，順應了當前醫(yī)學模式向“生理-心理-社會”一體轉變的趨勢。張仲景的論述中有“濕家”、“酒客”、“失精家”、“衄家”、“尊榮人”、“瘡家”、“淋家”、“羸人”、“強人”等提法。麻黃湯的“頭痛，發(fā)熱，身疼，腰痛，骨節(jié)疼痛，惡風，無汗而喘者”；黃連阿膠湯的“少陰病，得之二三日以上，心中煩，不得臥”；豬苓湯治“脈浮發(fā)熱，渴欲飲水，小便不利”，都是從病人的狀態(tài)來描述的，勾畫出了不同人的形體特征，以及使用方藥形象化、個體化的指征。
       方證的著眼點是整個人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體質特征、有不同的精神狀態(tài)，就有不同的方證。如同樣是感冒，有的要用柴胡類方，有的要用桂枝類方，還有的要用麻黃類方。方證、藥證理論的倡導人黃煌教授常說西醫(yī)是治人的“病”，而中醫(yī)卻是治病的“人”。
       方證易學易用
       掌握方證并不難。清代柯韻伯說過：“仲景之道，至平至易；仲景之門，人人可入。”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要略》的方證，論述簡潔實在，無空泛之談，只要認真研讀，反復對比，多向老中醫(yī)學習討教，多與同行交流，并在臨床上反復運用，自然可以達到左右逢源的地步。
       清末名醫(yī)曹穎甫先生是自學的，他對經(jīng)方的推崇，就來自臨床的大膽實踐。他在臨床上反復驗證，運用經(jīng)方十分嫻熟，屢起沉疴。在上海期間，“用經(jīng)方取效者，十之八九”（《經(jīng)方實驗錄·自序》），從而在名醫(yī)云集的上海獨樹一幟。
       清代陸九芝曾指出：“學醫(yī)從《傷寒論》入手，始而難，既而易；從后世分類書入手，初若甚易，繼則大難。”講的就是這個道理。另外，“藥不瞑眩，厥疾勿瘳”，凡是藥物就有一定的副作用，但只要方證相應，是不會有副作用或很少有副作用的，可以從根本上避免日本“小柴胡湯事件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