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神派的實踐理論之我見

       對于“火神派”起死回生的醫術，不少醫家欽佩他們大劑量應用附子的膽量，為其神奇療效而驚嘆；遂在臨床運用火神派的方法治療一些疑難病，也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       對于“火神派”起死回生的醫術，不少醫家欽佩他們大劑量應用附子的膽量，為其神奇療效而驚嘆；遂在臨床運用火神派的方法治療一些疑難病，也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所以雖不能從理論上得出與火神派學者完全一樣的結論，又對于其實踐不可輕易加以否定。按《內經》所言，陰陽皆為生命之本，陰陽互根，單獨“崇陽”的理論實有失偏頗；但是僅從理論上并不能否定其臨床療效；所以還必須從其用藥特色入手，通過實踐探討其療效的實質。
       火神派理論上推崇陽氣，臨床擅用中藥附子。百余年來代有傳人，像吳佩衡、祝味菊等均以“吳附子”、“祝附子”之名而馳名醫林。所以必須從附子入手探討其玄機真諦。《神農本草經》云：“附子，氣味辛溫有大毒，主治風寒咳逆邪氣，寒濕痿痹，拘攣膝痛，不能行步，破癥堅積聚，血瘕金瘡。”并未有補命門之火或“真氣”等近似的說法。而鄭欽安氏立論：“人身一團血肉之軀，全賴一團真氣運于其中而立命”，“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，惟賴有此先天一點真氣而已。真氣在一日，人即活一日，真氣立刻亡，人亦立刻亡，故曰人活一口氣，氣即陽也，火也。又曰人非此火不生！”“子不知人之所以立命者在活一口氣乎，氣者陽也，陽行一寸，陰即行一寸，陽停一刻，陰即停一刻，可知陽者陰之主也，陽氣流通，陰氣無滯，自然百病不作。陽氣不足，稍有阻滯，百病叢生。”
       四川盧崇漢氏更進一步發揮，提出了“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極，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陰”的純陽理論；所以臨床上多以“寧事溫補，勿事寒涼”為原則。看來火神派在發揚以附子補人身之“真氣”的同時，其實是把“氣”與“火”、“火”與“陽”的概念混為一談，得出了“人活一口氣，氣即陽也，火也”，“人非此火不生”的結論。這樣就用這個經過改造的“陽”、“火”概念貶低了同為正氣而只是功能表達不同的“陰氣”，因為這個“陰氣”已經在其論述中被偷換概念成了“死”的代名詞。而這種“陰陽生死”說，其實與《內經》所言陰陽為“萬物之綱紀”說并非完全吻合。
       《內經》以“火為陽”、“水為陰”，“陽為氣”、“陰為血”。雖氣與火同屬于陽，血與水同屬于陰，然與人的有機體生命運動狀態——精神——更直接的是氣血。故經言“人身除氣血二字外無他”。因“氣中生精”、“精化為氣”，故氣是火與精神的中介。總起來看，所謂火神派、補水派，最終目的應當都是著眼于氣、血、精神。“火神派”功勞是把在實踐中把附子的壯火收斂轉化為了少火，而“少火生氣”（可簡稱“斂火化氣”）。如果沒有“斂火化氣、氣中生精”這樣一個動態的過程，而僅僅是著眼于火，則火神派的許多驗案都難以解釋。雖然火神派的學者本人可能也并不一定在理論上承認這一點。
       火與氣的相互轉化即“斂火化氣”，這在《內經》是有理論依據的。《素問·陰陽應象大論》篇言“壯火之氣衰，少火之氣壯，壯火食氣，氣食少火，壯火散氣，少火生氣”。歷代對于“壯火”、“少火”有數種解釋，一是指天地自然之火，一是指藥物的藥性，一是指人的病理生理；其實，中醫以天人合一，藥與人也是合一的，“壯火”無論是指藥性純陽大熱，還是人體內外的各種邪氣從火而化，或氣機亢進有余而火化，都是可以令正氣虛衰的因素，醫家必須加以收斂之。對于純陽大熱藥則必須使之轉化為能生氣的補少火之藥。“少火”為“溫而補氣”之藥性，與正常生理的溫煦之氣同氣相求，故可“生氣”、“生精”。
       按歷代藥典記載，生附子之毒性絕不可以輕視，無論是否陽虛，一次藥量若超過100 克，則必致死無疑。但是火神派用附子動輒100克以上，其關鍵實在于“久煎”二字。而且不是一般的“久”，而是要煎煮兩小時以上。只有這樣才能使附子的壯火之性收斂轉化為少火生氣之能。尤為重要的是，久煎后的附子的補氣功能之快速、之強大、之集中，肯定還有參術之類不具備的地方。只是現在還缺乏實驗比較驗證而已。
       因此我們對附子既不必畏之不可用，誤以為“臨床上使用附子，絕對不是用量越大，效果越好；而是用量越大，危險越大”。其實量小不久煎，也有大毒，量大久煎也可無大礙而取良效才是事實。
       筆者認為，只在理論上批評或肯定“火神派”是不夠的，今后有條件的單位應當進一步通過實驗總結四逆湯等的適應病證，尤其是對附子炮制前后的成分和藥性變化及適用的情況，以及哪些患者用附子的確有效，哪些患者用附子無效甚至有毒。這樣才是真正對患者負責，也才能使火神派的經驗得到升華而普濟天下。